如题所示，这篇文章是关于群体历史事件中的单一个体的具体行为以及诱发这些行为的心理、生理上的因素的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之所以用的是“看法”这样好似闲谈一般的词汇，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才疏学浅，现在还并没有展开特别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另一方面则是和这篇文章的性质有关，我写下这篇文章的主要的目的，除了向各位阐述我自己的观点以外，更多的还是希望引发思考与兴趣，在我看来，坚信某一种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并不是最为重要的，甚至激进一点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应当是带着怀疑与求知欲去不断地思考。是的，当我们在付诸行动时，我们不得不暂时选择相信某一种理论，因为人是很难同时做两件事情的，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社会科学相关的实践时，但我们应当在实际的行动中采取“暂时相信”而不是“坚信”的态度，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因为如果采取“坚信”这样的态度的话，如果在践行理论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偏差，在修正偏差的道路上就很容易出现“经院哲学”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假如“前提”本身是错误的，在这个错误的前提下做出再优秀的修正也终究会是错误的，众所周知，欧洲在近代以前对于科学的研究都是基于他们所认为的唯一真理《圣经》的解读（在这里也非常推荐各位去了解一下经院哲学相关的知识和历史事件，这对于理解当今的整个科学体系的基本理念会大有帮助），这其中固然是诞生了不少著名的学说，但如果完全是基于《圣经》来进行研究的话，终究还是局限性太大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今的科研理念已经抛弃了这样的做法（当然这种抛弃其实并不彻底）。好了，关于对待问题的态度之类的问题我还是先说到这里，否则扯的太远的话就会显得有些喧宾夺主，接下来我就开始阐述我“关于群体历史事件中的单一个体的具体行为以及诱发这些行为的心理、生理上的因素”的看法。

在谈人之前，我想先谈谈非人，也就是俗称的畜生。

(相关资料图)

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宠物猫来举例子吧，由于我自己也养猫的缘故，因此我看过不少如何和猫相处以及如何去理解猫的行为的视频，其中有这样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故事发生在一对母女之家，她们家养了一只黑猫，本来这只黑猫一向温顺，直到有一天，女儿在起夜时不小心踩到了猫的尾巴，猫随即发出了剧烈的惨叫，而女儿也由于被猫的惨叫吓到而高声尖叫并做出了大幅度的闪避动作，自那以后这只猫的性格就变得极具攻击性，尤其是在面对女儿时甚至会主动伸爪攻击，把女儿的腿抓的伤痕累累，母亲无奈，只能将猫关入阳台偶尔放出来，但这样如何把猫关回阳台又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母亲只好购置了一个黑色的约半米高的海绵垫来将猫驱赶至阳台，但这不仅没有让情况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猫的攻击性越来越强，最后发展到了连作为猫的主人的母亲都会被攻击的地步了，于是她们的亲戚包括这对母女本身都开始怀疑这只猫是疯掉了，甚至有考虑过给猫执行安乐死，但由于狠不下心，于是最后听人介绍请来了动物行为分析师，在经过简短的观察后，分析师立马得出了以下结论：

其一，猫咪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其实并不是狂躁地想要主动攻击人，而是一种出于恐惧和焦虑的防御性行为。

其二，猫咪之所以会感到焦虑和恐惧，不仅仅是因为女儿踩过它的尾巴，还因为每次猫咪向女儿表示警戒的时候也同时会促使女儿反应过激而做出大幅度的动作和发出很大的声音，而这也进一步刺激了猫咪脆弱的神经，让它愈发紧张。

其三，虽然将猫咪关在了阳台，但是阳台和客厅之间的门是一扇透明的玻璃门，这让猫咪在自己休息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客厅的情况，看到那些给它留下了阴影令它不安的东西，这又进一步地刺激了猫咪。

其四，为了将猫咪赶到阳台，她们使用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海绵垫，而这个海绵垫虽然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沙发垫之类的东西，但是在猫的眼中这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高墙在向它移动（想象一下那种盗墓片里的那种两面墙夹人的陷阱，这真是太可怕了！），而这也使得猫咪加深了对环境的焦虑和恐惧。

于是在这些结论的引导下，这对母女扔掉了那个黑色的垫子，给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挂上了一层纱窗以遮挡视线，并且在知道猫咪只是害怕而不是想主动攻击人之后，这对母女接近猫咪时也不会再有那么剧烈的反应了，于是猫咪的状态就慢慢的产生了变化，开始渐渐地又变回了之前那个温顺的小猫。

在写完了之后我才发现，我与其是在讲述一个案例，倒不如说是在讲一个寓言故事，是的，一个“寓言”，我们当然不能直接把这个案例的结论应用到人的身上，但我想这会给予我们许多的启发。我发现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倾向，那就是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在传统意义上“应当”是“健全”的人，由于他是有自己的自主意识的，是拥有所谓的“知性”的，所以他应该未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而在面对动物的时候反而由于下意识地认为动物不具备所谓的“知性”只有“本能”而在对行动的评价上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

光是这样讲的话可能会有些抽象，让我来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吧，比如大众在对待一些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时（尤其是一些变态连环杀人狂），多数人会倾向于认为这样的人是天生坏种，虽然他们的童年经历很惨，但是在他们看来绝大多数的人的童年也很差劲，但在他们的想法中，所谓的“正常人”仿佛只要到了某种特定的人生阶段，这些伤痛所带来的影响就能够被他自己压制下去，而这些杀人犯则是由于本身就是坏的，所以他们成为杀人犯就存粹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在面对一些宠物伤人的事件时，比如最常见的恶犬咬人，这时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人都更倾向于去批判狗主人没有管好狗而不是去攻击狗本身，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由于狗是“畜生”，也就是不像人那样具备“知性”，不拥有自己自主的、独立的判断，或者说用精神分析的语境下的“无法融入人类社会的符号系统”来描述也可以的。

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在“知性”这个方面和动物的“本能”真的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从目前已有的人的行为相关的实验来看，人在做出某种决定进而做出某种行为的情况，一定是在接收了某种外部的刺激（或者说信息）之后而做出的反应，目前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是能够凭空地产生某种想法或是进行某些行为的，那如果果真如此，我们的“知性”是否只是一种拥有更多步骤能够涵盖更多的条件的“本能”呢？

关于“知性”是否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我们人类自认为拥有的所谓的“自由意识”是否是一种幻觉，这是一个更加麻烦且宏大的话题，因此具体的讨论我就不展开了，但是我提到这一点，对于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的行为是可以通过给予合适的外界刺激而产生一些可预料的、可复现的变化的，就像前文中的案例中去通过了解猫咪的情绪以及其情绪的成因后，再来改变环境以达到改变其行为的目的。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大家耳熟能详的十月革命吧，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关于十月革命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成功的论述，这其中不仅包括大量当事者同时也包含了大量后世学者的解读，这些论述中都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社会科学的角度详细的拆解了十月革命的始末，这其中不乏优秀的杰作，但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因素一直没有得到研究的重视，那就是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各个群体的心理变化以及由心理变化导致的行为的行为分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恕我才疏学浅见得少，至少在我的视角上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极其匮乏以至于我没有看到任何一部专门的研究，只有一小部分书籍在其中的一些小节就这个问题有过顺便的讨论或者说单纯的记述，而这种匮乏让我非常不安。

好了也不提匮乏的事情了让我们回到问题上来，在这里我不得不先提到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夕对列宁提出的行动建议，托洛茨基对列宁指出，想要完成政变，占领市政大楼或者权力的最高象征机关不是最为要紧的，最为要紧的是得优先占领邮局、铁路局、电报局，我们可以发现自那之后的政变基本上就是参照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这种模式，托洛茨基敏锐地洞察出了国家这个幻想的概念是如何在这个国家中的每个人身上产生作用的，那就是通过信息的传递，其实回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信息的传递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一些研究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大帝国（如波斯帝国）正是建立在被驯服的马以及道路整修和文字的发明的技术之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命脉可能并不是其军事力量或者说经济实力，而是其传递出的信息所具备的权威，抑可以称为信誉度、公信力等，而托洛茨基可能正是洞察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能够制定出这样优秀的政变计划，我们不得不钦佩托洛茨基在这些问题上敏锐的洞察力，但在倾佩之余一个巨大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为什么信息的传递能够让国家的意志延申出去呢？抑或是说，一个政权传递出的信息是怎样具备所谓的公信力的，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丧失呢？更具体一些，一个政权所传递出的信息又是如何让接收到信息的人产生认同感，或者说，这样的信息让接受到的人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进而去影响了接收者对信息采取不同的态度的——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我想要呼吁大家去重视的。

于是在这种以情绪为主导的视角下，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绪模型，在十月革命之前，在政变行动的筹划期，风雨飘渺的彼得格勒城中，对于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成员来说，随时可能发生的政变压迫着他们每一个人的神经，这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终日沉浸在焦虑与恐慌中，而想必大家在自己日常生活的体验中就能发现，当人处在这种极端的情绪中时是不可能好好思考问题的，做出的决策往往也不会太好，而错误的决策进一步对这些决策所波及到的群众的生活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进一步导致群众产生负面的情绪，这些情绪包括愤怒、压抑、焦虑、恐惧等，这些负面的情绪进一步导致群众的行为也受情绪的影响而转入负面（这里说负面主要是需要对行为有一个具体的定义，当社会的情况很糟糕时，负面的行为反而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其催生出的行为包括抱怨、偷懒以及暴力行为等，而这进一步加深了临时政府的人政变即将发生的想法，这使得他们更加焦虑和恐慌，促使他们做出更多糟糕的决策，而糟糕的决策又促使群众产生负面的情绪和行为，于是这样一个不断向下的死循环就形成了，每个人被积压的负面情绪像火药一样在一个仓库中越堆越多，直到在某个点被十月革命所引燃，变成了一场巨大的群体暴力行为，而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成功地引导了群众的情绪，因此才获得了在彼得格勒的政变的成功。

在开始分析之前我必须要说的一点是，这是一个极其粗糙的模型，虽然我会在接下来的分析流程中为了让分析能够进行而假定其中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其中的许多东西实际上可能都是不准确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许多想法也尚且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如果要构建一个更加完善和复杂的模型光靠这样一篇简短的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只能使用这样粗糙的模型来进行分析，而且本文主要的目的也是引发大家的兴趣和思考，因此一个这样粗糙的模型也是够用的。那么事不宜迟，让我们来看看通过对这个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哪些有趣的结论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一场成功的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被积压的、大量的、负面的情绪”，因为革命是一个群体暴力行为，而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是需要累积一定量的负面情绪才能够被激发的。

其次，我们可以注意到群众被激发出的负面情绪是多样的，其中我只具体提到了愤怒、压抑、焦虑、恐惧这四种，实际会产生的情绪肯定只会更多，而我们知道，就算是同样的情绪作用在不同的人身上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更不用说不同的情绪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而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革命的浪潮中会有如此多不同的行为，我们可以通过套用现有的一些情绪影响行为方面的分析，如果我们能对这些不同的情绪对不同的人产生的不同的影响进行详细的研究，再加以严谨的整理分类，那么我们在之后面对一些大型的历史事件时可能就能拥有一个更加详实可靠的指南手册。

最后，各位可以发现我在最后的用词是获得了在“彼得格勒“的政变的成功，我为什么要专门强调这一点呢？如果我们结合我之前提到的信息与国家的论述，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何十月革命后会产生一场漫长的内战，以及为何在这场内战中呈现出了一种城乡对峙的状况，因为乡村往往是一个国家中最为末端的行政单位，其接受到的信息往往是最少的，再加上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损耗，而其一般传递的层数越多损耗越大，可以说农村接受到的信息是又少又残缺，因此在彼得格勒的政变成功之后，布尔什维克控制了邮局、电报局以及铁路局之后就能立马获取对于大城市的控制，但对于乡村的控制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了，而且由于农村无论是接收信息的延迟还是接收信息的完整度都是很糟糕的，因此那种只会在大城市中蔓延的情绪就很难扩散到农村来，这也使得农村很难立马被革命动员起来。

限于篇幅，我这里大概先给出这几种粗略的分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着像这样建立模型再加以分析，读到这里，如果有读者能对我的看法产生认同的话，那么想必你们也发现了，这些分析所得出的理论是相当诱人的，假使你真的产生了这种感觉那么请你一定要更加注意我接下来要说的重要提醒，那就是，我的这些理论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实际的实验数据为依据的、也没有参考非常全面的研究报告，这意味着其中的许多想法都是充满漏洞的，请一定需要注意这些问题，比如，暴力行为真的必须要由负面情绪来激发吗？正面情绪会不会也能激发暴力行为？何种程度的情绪才能触发人的暴力行为？可见其实还是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这也是为何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激发大家的兴趣和思考，很多时候，错了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要保持思考的动力。

如果说，你认为我在上文中用到的例子是我自己虚无缥缈的想象，太难以说服你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会讲一些我目前能够大致确定的理论，接下来让我们来到军事的领域，军事作为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最为极端的情况之一，再加上军事自身强烈的需求，因此军事领域反而是当今人类社会科学中对于群体事件中单一个体的心理极其行为的分析的成果最为显著的领域，接下来的观点均来自阿尔当·杜皮克的著作《战斗研究》（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一下这本书）。

先说总述，士兵打仗并不是为了厮杀，而是为了追求胜利。在战斗中，士兵会尽其所能地避免前者而追求后者。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战场上，士兵求生的本能会驱使士兵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绝大多数的人对于杀人这件事情也会有极强的出于本能的抵触，阿尔当在书中举了两个非常有趣的实战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敌我双方的两队士兵由于之前行军路线的视野受限，双方直到走到极近的距离时才发现对方，这场战斗发生的背景大致是英法俄的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双方均装备有先进的火器，但是当两拨士兵相遇时他们都没有选择开火，而是一边相互叫骂一边相互扔石头一边各自慢慢地向后退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的士兵都清楚，虽然在这个距离开火的话多半能有效杀伤敌军，但是敌军也会立马反击，这意味着自己被杀死的概率也极大，于是双方就以这种看似很滑稽的方式僵持了下去，直到其中一方看到另一方的增援从侧翼赶到，于是掉头就跑，直到这时，得到增援的一方的士兵才开始开火追击。另一个案例也同样有趣，在1831年的波兰战争中，两个俄国骑兵团和两个波兰骑兵团相互发起了冲锋，但是当双方越冲越近时，当双方逐渐看清对方的脸时，双方的骑兵步伐越来越慢，直到双方近地快要接触上时，他们就像忽然醒悟了陌生人之间的互相残杀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一样同时掉头逃跑了。

这两个案例充分地说明了人的心理在群体事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阿尔当在书中也结合了自己走访的大量士兵以及大量的实际案例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论述。

如，进入战场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来自战场环境的惊吓，比如炮声、伤员的惨叫、身边子弹穿梭的声音等，士兵的精神力是无时无刻在受到损耗的。

士兵一旦面临了实际的威胁，那么本能驱使下的逃生本能就会一直充斥在心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命令士兵转身向后的命令都是有着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士兵一旦看到身后那条安全的逃生之路，那么他求生的欲望就很容易战胜对于胜利、荣耀的渴望，使得士兵开始逃跑，同样的，当士兵一旦发现自己或者自己的部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么他也基本上不会奋力一战而是会立马逃跑。

当一个士兵在一个阳光温和的下午美美饱餐了一顿后，你这时去问他对于战争的想法，士兵们口中说出的往往都会是狂热的幻想以及各种自大的吹嘘，但是假使让士兵在泥泞中行军一周，再在火车上倒腾一周，期间吃的都是粗茶淡饭，那么你这个时候再去问他对于战争的看法，可能他就只会说出一些悲观的想法了。

可靠的武器，主要是为了让士兵能够信任自己的武器，从而增强士兵在战场上的信心。

骑兵能够在马上战胜步兵依靠的实际上是对对方精神上的打击而不是依靠骑兵的高速冲击所带来的物理打击，骑兵在马上并不能比步兵更有效的打击对方，甚至可以说是远不如步兵，因此骑兵主要依靠自己齐整的队形以及马匹奔腾所产生的精神上的冲力，或是利用自己的机动性威胁步兵的侧翼，若是骑兵在冲锋中没能吓退步兵，那么骑兵则会掉头逃跑。

当两队骑兵相互冲锋的时候，胜利往往属于速度更慢队形更稳固的一方，而速度更快但是队形不稳的一方往往会输掉骑兵战。

……

从以上的观点中不难看出研究个体的心理行为对于如何去进行群体事件的实操是多么重要的了，而这也正是如今我们在面对一些群体事件，尤其是一些大型的群体事件的研究所匮乏的。

后记

我们该如何去具体展开这项研究呢？该死，这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的，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位重量级人物，那就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齐泽克，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新兴的有别于传统心理学的学派，其对于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分析是非常令我认同的，精神分析最初诞生主要是被用于精神疾病的临床治疗，但是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精神分析学派的一部分学者们率先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的精神疾病如果想要获得治愈，那么有时候可能必须得对社会进行调整，而齐泽克更是将精神分析与意识形态斗争相结合的重量级人物，但是由于其理论是从极其复杂缠绕的拉康派衍生而来，因此我在正文中举的例子是更加简单的阿尔当的军事理论，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需要从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出发来进行这项研究，至少目前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那么精神分析是否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何目前精神分析对于社会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在我看来，这和精神分析本身的术语过于复杂、缠绕以及反常识有关，目前精神分析理论对于自身的描述还是有点太复杂太抽象了，这样是不利于传播的，而且哪怕是齐泽克这样的重量级其实也是缺乏实际的实验研究的，我们缺乏实验，缺乏数据，缺乏分析，这是很要命的问题，但并非是不能解决的。

至于最后，我还有一点碎碎念，首先是我认为马克思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个类似于在自然科学中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马克思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但是他的一生只够他对社会科学领域贡献一个坚实的框架，马克思第一次让大多数的人意识到，我们需要用更加科学的方法来对待和研究人类的社会问题，自他之后我们人类的社会科学的体系才真正的存在了，但让我恐慌的是，马克思的许多理论在今天看来还是那么对，在我的观念中我是这样认为的，这并不是说明老马有多么多么牛逼，反而说明了我们现在有多么多么的拉跨，以至于我们社会科学的发展阶段仿佛还处于自然科学中世纪时没人能够威胁”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的阶段，好吧，可能是我幻想症发作了，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我不安的点，不过我确实又没有十足的证据，因此也放到这里作为碎碎念了。

其次是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描述许多现象和要素的时候，我一时之间找不出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汇来描述，这也是现在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非常要命的差距，那就是没有相对统一、稳定的学术体系和词汇定义，这使得社会科学中分化出了大量乱七八糟体系完全不能相通的学说，而且对于想要进入这一行的人来说也客观提升了学习的成本，不过这个问题老实说，我还真的没什么办法，我也只能在这里呼吁大家重视这个问题，至少我们需要知道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差了自然科学太多，而且我们急需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努力。